钓鱼执法，上钩的是谁？

外国语学院 法语一班 赵璐 08161039

何谓“钓鱼执法”？ 所谓的“钓鱼执法”是指执法人员化装成行人，谎称需要帮助，坐上司机的车，事先并没有提起报酬问题。但是在到达目的地时不由分说将报酬放在司机面前，早已潜伏在周围的执法人员一拥而上将司机制服，称其“非法营运”，强制司机接受罚款或采取其他处罚措施。

钓鱼执法，英美叫执法圈套（entrapment），这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。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，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。从法理上分析，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，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，才从事了违法活动，国家当然不应该惩罚这种行为。这种行为如果运用不当将致人犯罪，诱发严重社会问题。钓鱼执法是政德摧毁道德的必然表现。 它说你是黑车就是黑车，说你不是就不是，接近于这么一种裁定模式的话，对于这些管理人员的所谓执法行为，理论上还存在一种约束方式，就是说我把这个黑车的无限裁定权给你，但是，只要我发现你出现了一例错判，你把张晖这样的好心私家车主当做黑车来抓，当事的执法者就会被统统枪毙。但是，现实的情景是，当庭判决被告的行政处罚决定违法，由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承担案件诉讼费50元，这么一个处罚相对于“无限裁定权”而言，根本就是九牛一毛，因此，对于其执法的约束力，几乎 可以忽略不计。根据这个基本的成本和收益的估算，建立在对黑车“无限裁定权”基础上的钓鱼执法泛滥，自然是必然。 应该承认，“钓鱼执法”在全国不是第一次，也不会是最后一次，各地的“钓鱼执法”层出不穷，不过大多以受害者被罚而告终。这种事件一而再，再而三地发生，对政府的公信力有极大的伤害，削弱了政府执法的权威性。而且，引诱别人犯罪再加以惩罚是严重的违法行为。以非法手段执法，政府的执法如何能使公民心服口服？执法者成了违法者，这能称为法治政府吗？ 其实“钓鱼执法”的错误，政府并非不知，所以闵行区的有关部门最初的态度是一再否认。明知违法，为什么还一错再错呢？这就在于这种行为既有推力，又有动力。

钓鱼式执法的危害有很多，其中最深远的一个，就是对人们信任感的侵蚀。任何时候，人们做善事做好事的前提，除了自身的善良之外，还有基本的信任：信任对方确实是需要救助的，信任内心的善良是珍贵的，是值得发扬的，所以才会在别人危难之时伸出援手。如果一个人失去了对别人的信任，他不会对别人有好感，因为怀疑会让一个人变得封闭。如果，一个人失去了对美德的信任，他也不会成为一个助人为乐的人，因为道德在他的心中已经变成无关紧要的东西。所以，当钓鱼执法以欺骗人们的信任为前提进行时，人们会变得多疑起来，并失去安全感，失去秩序感。

多疑有时不是坏事，但在人与人相处中，多疑就会让和谐成为稀缺资源。正是这个原因，当钓鱼执法曝光后，人们以各种方式恶搞着钓鱼式执法，人们想借这种恶搞表达内心的惊讶、失望、期待。现在，当这种恶搞从网络走进现实时，人们的情绪还是一样的：到底该信任谁，信任什么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？这种疑问是对钓鱼式执法的追问，但同时也须看到，这种追问可能伤及人们熟悉的美德：对于弱势群体的求助，是否应该伸出援手呢？从道德的角度考虑，救助弱小是人的天性，可是当这种美德成为被骗的诱因时，人们却不得不思考，该如何决定自己的行为。

国家行政学院汪玉凯教授说：“‘钓鱼执法’也可称为‘执法碰瓷’，这从根本上违反了政府公共政策和管理规则，违反了行政管理法律规定。”

他说：“本应是约束人们遵守公共秩序的政府，如果其自身行为发生了扭曲，会对社会的规则和秩序造成混乱，使政府的公信力遭受质疑。”
华东政法学院行政法专家邹荣副教授认为，案件的认定不能一概而论。有些案件即使仅有收费意向，没有收钱，也可以认定为黑车营运。但是认定营运黑车，应该首先是没有执照，其次是要在一段时间内不断重复，对不特定的对象经营，而且达到一定的营运数量，偶一为之不能算。
邹荣说，“钓鱼”并非不可。捆住警察和行政机关的手脚，会导致违法泛滥。但是界限一定要把握好，放“倒钩”的人可以去获取线索，此后将线索递交行政机关调查。 他强调，当前最应该关注的是对行政执法的监督制约。